诉讼纪实(引子)

  
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晨,北京的枪声警醒了全中国、震动了全世界。参加民主运动
的人们陷入愤怒、不安、痛苦……。
  
我的研究生、南京市“高自联”(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)负责人之一朱利全对
我说:北京传来信息,要全国各地开展“空校运动”,大家离校,抗议镇压。我说
,这个方针是作鸟兽散,错了。下一步必然会出现大逮捕、大审判,祗有团结战斗
才能反对镇压。我提出一个相反的方针:“立即返校,恢复上课,坚持民主,反对
抓人。”他说,现在乱哄哄的,说走就走了,很难说服大家。
  
我并不希望发生学潮。一九八八年以来,中国的和平演变相当迅速。上海的《世界
经济导报》和北京的《经济学周报》实际上已冲破报禁成为自由化思潮的阵地。一
九八八年五月,我去北京,出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的“文化座谈会”,为翌年“五四
运动七十周年作准备。不少多年来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,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
中宣部长朱厚泽,都出场了。一九八九年的“五四”之前发生了政治风波,和平演
变的进程为之中断。如果可以选择,我宁要和平演变,不要政治风波。但政治风波
不可选择地发生了,我决定参加进去。这种思想经历已经有过一次。“文化大革命
之初,我一直消极观望;思考了几个月,决心积极投入,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对于
历史事件的发言权。我对历史的态度,首先是参与,决不旁观;参与之後,再作选
择。
  
我一再对朱利全讲,要坚持合法、和平、理性的方针。我建议,是否可以开一些讨
论会,讨论讨论:究竟甚么是民主?怎样争取民主?他说:“不行,大家根本冷静
不下来,整天都在等待行动。”所谓“行动”,就是“飞行集会”,高呼口号,上
街游行。有一次,朱利全说,很多人要求采取行动堵住交通要道,叫城市陷于瘫痪
。怎么办?我说,这件事不能干。“高自联”开会,进行激烈的辩论。朱利全好不
容易说服大家,通过了一个否定堵截交通的决议。“高自联”常委之一陈学东,认
为“高自联”的决议“右倾”。第二天,他擅自行动,带了二百多人把长江大桥等
处一堵,果然南京瘫痪了。此举引起市民的不满。
  
堵住交通要道太平门的学生受到责问:“你们学生有爹妈养着你们,我们工人不上
班谁养我们?”家长送子女上学也不许通行。家长责问:“你们大学生不上课,还
不许小学生上课吗?”政策不得不改变,说小学生可以过去,家长不许过去。家长
说“我的孩子的安全你们能负责吗?”
  
南京大学的多数学生也表示反对,除了政治上的理由外,还因为向南京大学运送粮
食的卡车被他们堵在江北,食堂将开不了饭了。
  
中共江苏省委倒并没有激化矛盾。省委书记韩培新亲临长江大桥,对学生进行劝说
,恢复了交通。
  
我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往往被说成“後台”。民主运动遭镇压以後,我想走上“
前台”。我预感学生领袖们将有大难临头。我自己也有赎罪的意识。北京戒严以後
,学生们常问我:军队会不会开枪?我说:不会,至多像一九七六年那样,挥舞棍
棒,两个士兵架一个学生,“请”出天安门广场。真的开了枪,我的第一个念头是
:我所在的这个党已经变得不可捉摸了,我也参与了对人民的欺骗!我一定要和人
民站在一起,来对付镇压人民的共产党。
  
我住在离南京大学很远的紫金山下,走动不便。我对学生领袖们说:“我搬到南园
(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区)去住,和你们在一起。”他们都不赞成。有的说:“郭
老师,你年纪大了,……”有的说:“到了这时候,你出来也不行。”他们不给我
找房子,我无可奈何。
 
中国政府一口咬定民主运动是“极少数人操纵的”。其实,我想操纵都无法操纵。
  
朱利全又来,向我告别。他也要走了,说是出去躲一躲。第二天,他还没有走出南
京,就被公安局抓走了。
  
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抓人狂潮。除了明令“通缉”者外,又以“收容审查”的名义
大肆搜捕民运人士。究竟抓了多少?从未公布,无法统计。还有,一批人被公安局
传讯,一批人被本单位领导勒令交待问题。便衣警察,出入校园;政工干部,盛气
凌人。高等学府到处是一片恐怖。
  
一批有通道的民运人士已亡命海外。抓的抓了,走的走了,没抓不走的人如何继续
举起民主的旗帜?
 
有人主张民主运动转入地下。一些热血青年,怀有献身精神,成立了地下组织。他
们请我作“指导”。我说:“我赞成你们的目标,不赞成你们的做法。”我主张公
开地举起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的旗帜,进行合法斗争。青年人往往激情胜过理智,有
时是不计後果的。“六四”以後,官方一再宣布破获了多少多少“反革命组织”。
南京大学也有两个组织被破获,又抓了一批人。我为民主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打击而
感到痛心。一天早上,又有一位青年来向我告别。他说,他要出去流亡了。他的几
个伙伴已经被抓走。昨夜警察到他家里抓人,他不在。邻居通风报信,叫他赶快逃
走。我问他去哪里?他说不知道,反正是向南。最後,他感慨道:“甚么事都干不
成了,还不知甚么时候能结束流亡生活。我现在才认识到合法斗争的重要,……希
望你和别人多讲讲。”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匆匆离去的背影。年轻的朋友,
你在哪里?我祝福你平安!
  
这位青年的留言打动了我的心。我真该多讲讲合法斗争,从那天以後,翻来复去讲
的有三条:
  
第一,民主运动是合法的,暴力镇压才是非法的。民主运动应当用合法的手段来制
约非法、反对非法,而不是把自己置于非法地位。是政府违法、共产党违法,人民
要起来护法。
  
第二,转入地下,不活动毫无意义,一活动往往又遭镇压。有时,甚么事情都没有
来得及做,自己就丧失了力量;祗有当他们的组织不存在的时候,人们才知道它曾
经存在。进行地下活动,精神是可嘉的,斗争是无效的。
  
第三,即使斗争有效,结果如何?非法斗争、地下活动,对于夺取权力是有用的,
但它不能改变制度。非法斗争进行得彻底必然是武装斗争。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“
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道路,在地下活动、武装斗争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但是
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,不能出人权,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不讲民主。祗有
法制才能出人权、讲民主。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建设一个法制社会;通向法制
社会的途径必须是合法的,而不是非法的。
 
八九民运分化成三股力量:海外民运、地下民运、合法民运。
  
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不但是困难的,而且也是危险的。合法斗争需要造成群起而攻
之的形势。但如果事先纠合人群,弄不好又会被打成“反革命煽动”、“反革命组
织”。祗有人自为战,逐步推动,汇成大海。我不能祗是号召别人去斗争,应当用
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主张。我设计了三部曲:
    一,党内斗争;
    二,行政控告;
    三,法律诉讼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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